爷爷的亲姑姑，我们喊“太太”，太太名傅长其，1893年12月生。那时，家道败落，太太嫁给了邻村张姓人家。丈夫“走”得早，太太成了苦命人。

太太在枣阳城东赵家河搭建生意棚，卖些茶水、小点心、粽子之类，勉强糊口。小脚女人，难免受人欺负，恶人曾将她辛苦栽种几分田地的糯谷盗去，几乎断了她的生存来源。

后来，我父亲成家，不久分家，年岁已高的太太回到娘家，自己开火生活。

盖新房时，我父亲在土坯房西头，给太太盖间草房，太太坚持不要瓦房。她对我父亲说：“宝玉儿，娃子儿，这就够了，不要花冤枉钱。”

20世纪60年代初，全国到处闹饥荒，“走”了很多老人，太太却奇迹般地扛了过来。那时，我父亲修筑铁路，每天有一顿米饭，父亲舍不得吃，跑十几里的路送回来，分给全家人。最多的一份必定是给太太。

我们兄弟妹六人，几乎全由太太亲手带大。年过花甲的太太身板还硬朗，曾带着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相继去十五六里远的兴隆镇赶集，小脚的太太似乎乐不知累。在小小的镇上，她会从包了层层布卷儿里摸出几角几分钱来买些糖果。

我记事时，太太已满头银发，没了牙，瘪着嘴儿，只能吃煮熟炖烂的菜饭，整天拄着光溜溜拐杖，照看着家和还没上学的我们。

那时，太太升不动灶火了，由我父母把饭菜做好，再由我们端到太太的屋里去。遇上来了客人，做了好吃的，先给太太弄些，母亲怕我们馋嘴，途中做小动作，便藏在碗底儿。无非是千张皮、鸡蛋、粉条什么的。太太接过饭菜，总会说：“乖乖儿，待会儿！”她便从碗底儿掏出一块鸡蛋，放入我们嘴里。

太太哄我们玩时总有她的原则。那是我五六岁吧，在邻家院前学骂人，太太听到，没法制止住。我知道，拄杖的太太腿脚不灵便，追不上兔子一样的我。

“哎哟——这儿啥时还有一些烧黄豆儿？”太太的手在棉布口袋里摸索。

我一听，再一瞧，急忙忙跑近太太。

太太一伸手就揪住了我的耳朵：“还说脏话不？”我发誓说：“再骂人，太太揪掉耳朵。”之后，我再也没有骂人，一天，太太让我张开嘴儿，把一颗糖果丢了进去。

太太的腿脚骨折，是哄我们时，怕顽皮的我们摔倒而自己跌倒了。躺在床上，她望着一时半会儿不能动弹的腿说：“老了，没用了。”

我父母在集体出工劳累之余，坚持每天给太太擦洗身子。从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蛋，蒸了蛋糕给太太吃。每顿饭，我父亲扶着太太，由我母亲喂食。

恢复高考那年，大哥忙着备考，太太知道了，说：“娃儿的好日子来喽——”

我二哥正上高一。星期天回到家里，二哥和太太拉家常。家常中，二哥知道太太很想吃点猪肝儿。可当时，不是年关，农村根本没有人家宰得起猪。二哥还是悄悄地告诉了父母，母亲便将当菜油用的腊肉切成了丁儿，炖了一碗儿给太太吃。

一九七七年仲秋夜，太太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我父亲准备给她擦洗身子时发觉的。喊不应，胸口还是温热的。我父亲流着泪，给他的姑奶奶擦净了身子。

太太走了，没有同我们说上一句话。这是我们至今忆及还心疼的憾事。

那晚，在族人的帮忙下，将太太葬在对面山上的青松下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总时时感觉太太还在身边，慈祥的太太一直活在晚辈们的心中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