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上午，在单位一楼会客厅，我意外见到了沈燕老师。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，握手，拥抱，喜极而泣。十几年了，这是她退休后，我们首次相遇。我们激动地聊起过去，聊起昔日的老师们，聊起那些难忘的往事……一张张熟悉的脸庞，从记忆的迷雾深处显露出来，由远及近，由模糊到清晰，由定格到生动……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闪光瞬间再次穿越时光，莅临现场，仿佛一切都刚刚发生……那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响亮的名字，那一段又一段鲜活而隽永的故事，那一幕又一幕光彩而耀眼的人生……

那是1989年。我23岁，就职于铸造一厂。那一年，工厂成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。工会刘禹城老师负责指挥、编曲、配器，成员来自机关科室、车间生产一线。按照当时的厂长张临生所言，组建这支乐队的目的是活跃广大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，迎接二汽“双庆”活动。

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担任单簧管演奏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大家聚集在工会俱乐部二楼，在刘禹城老师的指挥下，一遍又一遍排练歌曲《中国，中国，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。大家全然忘记白天里工作的疲惫，兴奋地沉浸在雄浑的乐曲声里。

在那个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调枯燥的年代，这里竟有这样一群人，凭着满腔热情与关爱，主动放弃休息时间，用自己的劳动，默默付出，为大家送上品质高尚的文化大餐，丰富人们的精神食粮。

我被深深地打动，想动笔写写这支乐队，歌颂他们为企业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与奉献的感人故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。于是，我平生的第一篇新闻报道《春风踏着乐曲声 奏出豪气和厂威——记铸造一厂职工业余管弦乐队》诞生了。

写完后，我想到了《二汽新闻》（现在的《东风汽车报》），每天都能接触到，正好符合我想让身边人知道他们身边事的愿望。想到这，我又犯难了，可是我谁都不认识啊，那里编辑老师们会看到它吗？别泥牛入海，从此了无踪影？！谁会重视我这么一位名不见真传的小人物呢？我反复修改、校对后，终于重拾自信，就当练笔了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把它投寄给了《二汽新闻》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吧，我想。万万没有想到，1989年4月8日的《二汽新闻》正式刊登了它。这让我既兴奋，又惊喜，仿佛小时候过年，收到父母的大红包。记得当时，我双手捧起报纸，像捧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，仔细地嗅闻起它的味道，浓烈的墨香直冲鼻孔，至今还记得那种味道，那是清新而又淡雅的文字味。许久之后，我才看起它的版面来。右二，半个版面，文头一个小图：放大镜，上标“通讯”字样，我方才知道编辑老师把这篇稿子当成通讯刊发的。自此，我开始学习新闻理论，渐渐地分清了它的体裁，消息、通讯、特写等等。我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车间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们，这里条件艰苦，但也是最出新闻的地方。

随着采写的深入，一篇篇脍炙人口的通讯稿件寄往《二汽新闻》。《炉火红，她们的心更红——记一车间大炉控制班的女将们》、《火热的青春放光华——铸造一厂一车间青年落砂班采风》、《五月春潮——东风实业开发总公司演出队赴铸一厂慰问小记》等相继登报，有的还上了版面的头条，那种幸福感甚至比过节还要强烈，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想见编辑的愿望也更强烈了。

记得第一次到报社，给我的印象是简朴。一幢三层小楼，灰砖砌就，每一层有若干间办公室，像筒子楼，长廊通铺。有意思的是，与楼正面相对，植有大树两棵，后来我请教园林局的同志得知，它们叫侧柏，靠近楼面的一侧，均光溜齐整，而外侧则舒展枝叶，繁茂鼎盛，主杆比赛似的直插云霄。这两棵树见证了《二汽新闻》的前世今生，至今依然健壮如初，看不出它们的衰褪迹象，如报纸一样，生命盎然。我称它们“福柏”。

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陈双枚。因为我写的大多是一线新闻稿，涉及人物比较多，通讯刚好适合，成了拿手好戏，而恰恰是陈老师负责这类稿件的编辑工作。我很想见到她，除了感激，更有取精学习的愿望，向陈老师了解还缺哪类稿，今后有针对地写，确保有的放矢，万无一失，提高稿件命中率。

她的办公室位于二层楼梯口旁，上楼左拐第一间。咚，咚，咚，我连敲三下，心扑通扑通地跳。“请进！”屋里传出女声。我轻推房门，吱地一声开了，一位着装朴实的女士正坐在桌旁伏案工作着。她大概是在划版，听得脚步声凑近，她抬头望着我，“请问找谁？”“请问陈双枚老师在吗？”我讷讷道。“我就是啊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吗？”说明来意后，陈老师长吁一口气道，“都是老相识了！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，但编读往来的稿件，让我们彼此都有些了解，见字如面嘛！”

真诚而又坦率，这是陈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，没废话，简单、直接，点穴一般，到位。“你今后写稿要注意，抓`点'，一篇新闻稿件成功与否，就要看作者的这个功夫，功力到，则事半功倍！”这是陈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。抓点，成为我后来写作报告文学，甚至长篇小说的功夫，多少都离不开陈老师当年的点拨，她让我更具体地了解自身的不足，从而花时间，重点攻克，变被动为主动，让缺点变成优点。

后来，在无数次的编读往来中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，她也一次次地有意识地针对我的稿件存在问题，逐一指出，并身体力行地为我现场演示，同样的素材，她会怎么选角度，抓点，确立主题、标题、新闻眼，如何简洁地写出复杂情状，直抵中心，揭示真相。可以说，陈老师就是那种扶我走路的老师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笔一画，将新闻写作的大课，一点点地用演示的方式输入到我的大脑里，最终通过一遍遍地采访、写作，逐渐将其化为我的血肉，使之成为本能，成为血肉，这才是我应该感谢她的真正原因。

遇见韩佳婴老师，纯属偶尔。一个下午，我到报社送稿。因为性急，我早到了二十分钟，通联部的门还没开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就瞅起了楼下的宣传栏，上面贴有当天新出报纸及总编的评语，用朱笔划画，显得很专业、潇洒，后来才知，这均出自总编靳启絮之手。看着看着，我旁边出现了一抹蓝，海水的颜色，我侧目一瞧，哇，一位年轻的姑娘，身穿一袭蓝色连衣裙，边吃着苹果，边看着栏上的报纸，那神情和我一样专注。她是谁？编辑老师？不像，哪有这么年轻就当编辑的？也来这么早，说不定和我一样，也是来送稿件的。但那份气质，和她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，还有书卷气，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。这再次引起了我的好奇。

“您好！老师！”我哆哆嗦嗦道。她也不看我，依旧我行我素，专注地盯着上面的报纸。我很尬尴，手心里冒出了汗。

“别叫我老师，”她转过头，皮肤白皙，戴着副白边眼镜，“看着咱俩年纪差不多大，我姓韩，叫韩佳婴。你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赶紧报上名来。

“哦，你就是徐湘毅呀，上期《星期天》副刊的头条散文《OK，美国小姑娘》还是我给你发的呢！”我也想起来了，好像那张报纸的底侧是有个编辑署名韩佳婴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啊！我心里极其兴奋，今天总算见到尊容了。

“走，到楼上去，我办公室有好茶，顺便跟聊聊文学上的事儿。”随后，她大方地抬阶而上，我跟在后面，没想到她比陈双枚老师还要直接、大方呢。

我们聊了足足有一个下午。从卡夫卡，到川端康成，再到帕斯捷尔那克，从《城堡》到《日瓦尔医生》，她口若悬河，恣意畅聊，帮我讲着这些名人名著的趣闻轶事及创作手法。可惜呀，我当时一窍不通，连那些人和事都不了解，又怎么会去领会其中的要义呢？现在想来，真正辜负了韩老师一片苦心了。后来，我就去市图书馆借阅，完全按照佳婴老师的指点一步步走进文学的大门。现在回忆起来，一个共同的爱好，就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畅所欲言，尽管素不相识，从未谋面。

再后来，花果文学社成立，我作为牵线人总在私下请韩老师过来上课，打听世界文坛最新动向，又有什么新书出版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韩老师从古至今，从外到内，一遍遍梳理，从而，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，终于找到各自的文学写作的坐标，也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。

多听、多看、多读、多练，这是韩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