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上午,在单位一楼会客厅,我意外见到了沈燕老师。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,握手,拥抱,喜极而泣。十几年了,这是她退休后,我们首次相遇。我们激动地聊起过去,聊起昔日的老师们,聊起那些难忘的往事……一张张熟悉的脸庞,从记忆的迷雾深处显露出来,由远及近,由模糊到清晰,由定格到生动……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闪光瞬间再次穿越时光,莅临现场,仿佛一切都刚刚发生……那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响亮的名字,那一段又一段鲜活而隽永的故事,那一幕又一幕光彩而耀眼的人生……
那是1989年。我23岁,就职于铸造一厂。那一年,工厂成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。工会刘禹城老师负责指挥、编曲、配器,成员来自机关科室、车间生产一线。按照当时的厂长张临生所言,组建这支乐队的目的是活跃广大职工业余文化生活,迎接二汽“双庆”活动。
作为其中的一员,我担任单簧管演奏。每当夜幕降临,大家聚集在工会俱乐部二楼,在刘禹城老师的指挥下,一遍又一遍排练歌曲《中国,中国,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。大家全然忘记白天里工作的疲惫,兴奋地沉浸在雄浑的乐曲声里。
在那个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调枯燥的年代,这里竟有这样一群人,凭着满腔热情与关爱,主动放弃休息时间,用自己的劳动,默默付出,为大家送上品质高尚的文化大餐,丰富人们的精神食粮。
我被深深地打动,想动笔写写这支乐队,歌颂他们为企业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与奉献的感人故事,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。于是,我平生的第一篇新闻报道《春风踏着乐曲声 奏出豪气和厂威——记铸造一厂职工业余管弦乐队》诞生了。
写完后,我想到了《二汽新闻》(现在的《东风汽车报》),每天都能接触到,正好符合我想让身边人知道他们身边事的愿望。想到这,我又犯难了,可是我谁都不认识啊,那里编辑老师们会看到它吗?别泥牛入海,从此了无踪影?!谁会重视我这么一位名不见真传的小人物呢?我反复修改、校对后,终于重拾自信,就当练笔了吧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,怀着忐忑的心情,我把它投寄给了《二汽新闻》。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吧,我想。万万没有想到,1989年4月8日的《二汽新闻》正式刊登了它。这让我既兴奋,又惊喜,仿佛小时候过年,收到父母的大红包。记得当时,我双手捧起报纸,像捧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,仔细地嗅闻起它的味道,浓烈的墨香直冲鼻孔,至今还记得那种味道,那是清新而又淡雅的文字味。许久之后,我才看起它的版面来。右二,半个版面,文头一个小图:放大镜,上标“通讯”字样,我方才知道编辑老师把这篇稿子当成通讯刊发的。自此,我开始学习新闻理论,渐渐地分清了它的体裁,消息、通讯、特写等等。我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车间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们,这里条件艰苦,但也是最出新闻的地方。
随着采写的深入,一篇篇脍炙人口的通讯稿件寄往《二汽新闻》。《炉火红,她们的心更红——记一车间大炉控制班的女将们》、《火热的青春放光华——铸造一厂一车间青年落砂班采风》、《五月春潮——东风实业开发总公司演出队赴铸一厂慰问小记》等相继登报,有的还上了版面的头条,那种幸福感甚至比过节还要强烈,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,想见编辑的愿望也更强烈了。
记得第一次到报社,给我的印象是简朴。一幢三层小楼,灰砖砌就,每一层有若干间办公室,像筒子楼,长廊通铺。有意思的是,与楼正面相对,植有大树两棵,后来我请教园林局的同志得知,它们叫侧柏,靠近楼面的一侧,均光溜齐整,而外侧则舒展枝叶,繁茂鼎盛,主杆比赛似的直插云霄。这两棵树见证了《二汽新闻》的前世今生,至今依然健壮如初,看不出它们的衰褪迹象,如报纸一样,生命盎然。我称它们“福柏”。
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是陈双枚。因为我写的大多是一线新闻稿,涉及人物比较多,通讯刚好适合,成了拿手好戏,而恰恰是陈老师负责这类稿件的编辑工作。我很想见到她,除了感激,更有取精学习的愿望,向陈老师了解还缺哪类稿,今后有针对地写,确保有的放矢,万无一失,提高稿件命中率。
她的办公室位于二层楼梯口旁,上楼左拐第一间。咚,咚,咚,我连敲三下,心扑通扑通地跳。“请进!”屋里传出女声。我轻推房门,吱地一声开了,一位着装朴实的女士正坐在桌旁伏案工作着。她大概是在划版,听得脚步声凑近,她抬头望着我,“请问找谁?”“请问陈双枚老师在吗?”我讷讷道。“我就是啊,怎么了?找我有事吗?”说明来意后,陈老师长吁一口气道,“都是老相识了!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,但编读往来的稿件,让我们彼此都有些了解,见字如面嘛!”
真诚而又坦率,这是陈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,没废话,简单、直接,点穴一般,到位。“你今后写稿要注意,抓`点',一篇新闻稿件成功与否,就要看作者的这个功夫,功力到,则事半功倍!”这是陈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。抓点,成为我后来写作报告文学,甚至长篇小说的功夫,多少都离不开陈老师当年的点拨,她让我更具体地了解自身的不足,从而花时间,重点攻克,变被动为主动,让缺点变成优点。
后来,在无数次的编读往来中,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,她也一次次地有意识地针对我的稿件存在问题,逐一指出,并身体力行地为我现场演示,同样的素材,她会怎么选角度,抓点,确立主题、标题、新闻眼,如何简洁地写出复杂情状,直抵中心,揭示真相。可以说,陈老师就是那种扶我走路的老师,一步一个脚印,一笔一画,将新闻写作的大课,一点点地用演示的方式输入到我的大脑里,最终通过一遍遍地采访、写作,逐渐将其化为我的血肉,使之成为本能,成为血肉,这才是我应该感谢她的真正原因。
遇见韩佳婴老师,纯属偶尔。一个下午,我到报社送稿。因为性急,我早到了二十分钟,通联部的门还没开。为了打发时间,我就瞅起了楼下的宣传栏,上面贴有当天新出报纸及总编的评语,用朱笔划画,显得很专业、潇洒,后来才知,这均出自总编靳启絮之手。看着看着,我旁边出现了一抹蓝,海水的颜色,我侧目一瞧,哇,一位年轻的姑娘,身穿一袭蓝色连衣裙,边吃着苹果,边看着栏上的报纸,那神情和我一样专注。她是谁?编辑老师?不像,哪有这么年轻就当编辑的?也来这么早,说不定和我一样,也是来送稿件的。但那份气质,和她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,还有书卷气,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。这再次引起了我的好奇。
“您好!老师!”我哆哆嗦嗦道。她也不看我,依旧我行我素,专注地盯着上面的报纸。我很尬尴,手心里冒出了汗。
“别叫我老师,”她转过头,皮肤白皙,戴着副白边眼镜,“看着咱俩年纪差不多大,我姓韩,叫韩佳婴。你呢?叫什么名字?”我赶紧报上名来。
“哦,你就是徐湘毅呀,上期《星期天》副刊的头条散文《OK,美国小姑娘》还是我给你发的呢!”我也想起来了,好像那张报纸的底侧是有个编辑署名韩佳婴,没想到这么年轻啊!我心里极其兴奋,今天总算见到尊容了。
“走,到楼上去,我办公室有好茶,顺便跟聊聊文学上的事儿。”随后,她大方地抬阶而上,我跟在后面,没想到她比陈双枚老师还要直接、大方呢。
我们聊了足足有一个下午。从卡夫卡,到川端康成,再到帕斯捷尔那克,从《城堡》到《日瓦尔医生》,她口若悬河,恣意畅聊,帮我讲着这些名人名著的趣闻轶事及创作手法。可惜呀,我当时一窍不通,连那些人和事都不了解,又怎么会去领会其中的要义呢?现在想来,真正辜负了韩老师一片苦心了。后来,我就去市图书馆借阅,完全按照佳婴老师的指点一步步走进文学的大门。现在回忆起来,一个共同的爱好,就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,畅所欲言,尽管素不相识,从未谋面。
再后来,花果文学社成立,我作为牵线人总在私下请韩老师过来上课,打听世界文坛最新动向,又有什么新书出版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韩老师从古至今,从外到内,一遍遍梳理,从而,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,终于找到各自的文学写作的坐标,也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。
多听、多看、多读、多练,这是韩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