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总爱站在阳台抽烟，烟头明明灭灭间，常对着远处的稻田叹气："当年那九千块，够买一套房呢。"他说的是八九十年代两件扎心的事，像两枚生锈的图钉，永远钉在记忆的墙面上。

“农转非申请下来了，咱们家有三个指标呢”1987年的夏天特别热，父亲兴奋地举着几张表回到家里，妈妈拿过盖着公章的表单，细细地摩娑着，禁不住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喜极而泣。要知道，那时节"农转非"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村里的赤脚医生转了户口，就能去镇医院吃商品粮；小学老师转了户口，每月多拿二十块补贴。父亲算过账：他在单位每月挣327块，转三个人的户口要攒足三年工资。但母亲总说"孩子以后能在城里吃上商品粮"，于是全家咬碎后槽牙，凑齐九千多块，换来了三页盖着红戳的户籍证明。

那些年父亲的自行车铃铛格外响，车把上总别着户口本，仿佛揣着金銮殿的圣旨。可谁能料到，这转到城市户口作用还没发挥，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村里开始分宅基地，表弟的农村户口能批三分地盖小楼；前几年土地确权，邻村的发小靠承包田拿分红，父亲却只能对着泛黄的户口本叹气，说："当年要是不转户口，也能在村子盖房子了。"语气里混着烟灰的苦味。

另一桩遗憾藏在客厅的老衣柜里。那是台红色的电话机，塑料壳上还留着父亲当年用红漆描的"吉祥如意"。1994年我家所有的小区开始装电话，那时候装电话要交1280元初装费，相当于父亲四个月的工资。装机那天，父亲特意请了一天假，买了一个红色的电话机，我们一家一直守在装电话的师傅旁，等线路接通了，父亲拿起姑姑的电话号码，把第一个电话打给姑姑。可听筒里传来的是"嘟——嘟——"的忙音，原来没有提前与姑姑沟通好，正好家里没人，开通电话的第一天硬是没有电话可打。电话安装后，父亲有空就守在旁边，默默地抽着烟，只要电话铃响一声，他就立刻放下报纸，咳嗽着接起："喂？喂！"多数时候是打错的，偶尔是串线的电流声，反倒是我常偷用电话给同学打长途，被父亲发现时，话费单上的数字能让他的烟蒂在地上烫出焦黑的印记。

那些所谓的遗憾，其实是一代人用血汗写下的时代注脚。父亲的九千块和一千块，买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在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渴望。如今户口本上的"非农业"早已泛黄，电话机的转盘也转不动了，但那些在岁月里辗转的焦虑与期待，终究沉淀成我们理解父辈的密码。就像父亲总说的："遗憾归遗憾，可当年要是不这么选，谁知道会不会有更大的遗憾呢？"暮色里，他的背影与阳台上的老电话机重叠，仿佛在与时光轻轻和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