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一生都为自己曾经是位军人而自豪。那段当兵的经历留给他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，激励他从青年到老年，克服种种困难，满怀热情地投身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去。每当有人问及父亲何以如此乐观时，他都会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咱是一个军人！”

听奶奶说，父亲17岁那年是瞒着家里到村公所偷偷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。因为爷爷跟随贺龙将军闹革命，后来牺牲在毛尔盖战役中，所以奶奶就不想让家里的“独苗”参军打仗。当得知父亲已经报名成为一名军人，马上就要到朝鲜去保家卫国的消息，奶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据父亲回忆，他走的那天，前面是喧闹的锣鼓、簇拥的人群，后面是一行个个胸前戴一朵大红花的志愿军队伍；奶奶在路边却是一把鼻涕、一把泪，她是不想失去家里的“独苗”，奶奶的一只眼，就是那段时间哭瞎的。

之后，父亲所在部队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。据父亲说，他先在团部担任通讯兵，后来他又被调到师部负责宣传工作。父亲说，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上前线奋勇杀敌。但他的老首长跟他说，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只要是军人，不管干什么都是在为咱们的党、咱们的国家和人民做贡献。父亲在部队靠“笔杆子”为人民服务，深入作战前线采访更多“最可爱的人”，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发表在报刊上，让英雄的精神鼓舞更多的人。在部队，父亲除了写稿件，还编顺口溜，打快板，吹拉弹唱义务为战士们服务。成立扫盲班，利用闲暇教战士们识字写字，培养他们给国内家人写信的能力。父亲说，他有一回正蹲在一棵树下给奶奶写信，忽然一颗子弹呼啸而过，幸亏只擦着耳朵，弄破了一点皮，要是再偏点，打中太阳穴，那就“挂”了。

三年后，父亲转业回国了。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修深造，后又被分配至天津市某机械厂工作，车、磨、刨、铣，父亲是样样得心应手。再后来结婚，生下我，随组织来到十堰，支援二汽建设。

刚来十堰时，条件很差。到处是山沟，常有野兽出没。大家都住芦席棚，特别是冬天晚上，一刮大风，被窝里凉透了。有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，我父亲就劝他们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比起当年我们当兵打仗来，眼前都是幸福着哩！”后来，三班倒，母亲累得睡不好觉，常发牢骚。父亲就说：“当年我们这些兵都才十七八岁啊，可是打夜仗，下大雪，不是照样一蹲就半宿吗？有的冻得梆硬，更有甚者被冻牺牲了！”

父亲常说：“一个人一生中只要有过当兵的经历，那什么困难都休想难倒他。”虽然父亲转业了，但他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位军人，处处以一位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，从未见他有过畏难的情绪。长大后，我曾问他，何以如此乐观？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比起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战友们，我们还有何不满意？有什么资格悲哀呢？”

父亲去世后，我在老屋整理他的遗物，有一个抽屉上着锁，不知里面锁着父亲什么秘密。打开抽屉，原来是一色的军功章。睹物思人，我不禁又想起小时候他经常唱的那首歌：“咱当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