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岁多我就随着父母从北方大平原到了遥远偏僻的山城十堰，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初三，就一直在当时的二汽传动轴厂子弟学校。当时的传动轴厂以上海人和河南人居多，所以我小时候的老师里面也是上海人和河南人比较多。

幼儿园是在子弟学校一楼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，一位中年上海女老师，长方脸，人很瘦，声音尖细，弹老式的踏板风琴，教我们唱歌，很厉害的样子，总是不许我们乱跑乱动，要老老实实地坐好，小朋友都不敢和她说话。

到了小学，教语文的是班主任刘老师，一头短发，脸色微黑，脸蛋总是红扑扑的，带着很浓的河南口音，刘老师认真而执拗地控制着班级的大事小事。除了上课，她会随时出现在教室的后门，不声不响地把大家尽收眼底，之后扯起嗓门儿开展“正风肃纪”。

当时，小学还开设了英语课。英语老师是临时短期培训出来的，读单词都带着浓重的十堰口音，我们一个个仰着晕叨叨的小脸儿，腾云驾雾一般读着十堰本地出品的英语单词。又怕这些又奇怪又这么好笑的读音记不住，同学们就都用汉字标注好相似的读音：she—女生苗条就是“细”，he—男生有劲儿就是“嘿”…… 山里面到处乱跑惯了，孩子的屁股总是长满了刺儿，英语老师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根木头凳子腿儿，既可以当指在黑板上的教鞭，又可以当“杀威棒”敲击讲台，用来威慑班上的几个调皮蛋或者震醒昏昏欲睡的我们。

到了初中，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准高了起来，大都是师范出身的，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位中年上海老师。

周小妹是数学老师，个子不高，微胖，上海口音明显。她总是笑眯眯的，朴素的衣着很利索，不长的头发烫成大波浪很优雅、柔顺地弯曲着。周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，上完课的板书像印上去的，文字和图形都像精心排版了一样。

高高瘦瘦的英语老师单惟玉和周老师是一家子，也是上海腔调。他不爱笑，眼睛藏在眼镜片儿后面，遥远又深刻，上课没听讲的、作业没完成的，但凡被他看一眼，吓得马上低下头。但是单老师读起英语来蛮好听，配上他的高个子细长腿，很是洋气！

还有一位上海老师是初三的数学老师曹美娥，中等身材，长相很柔和，声音也柔软，又透着一些严肃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偶然看到曹老师突然昏倒在走廊的水泥地上，赶紧叫来了几位老师，急急忙忙地把她送到卫生所去了。

后来经历了高中、大学，但是经常想起的还是这些少年时光。每个时代都会打下特定的烙印，每个时代都不缺少努力付出的人。我经常想起，在偏远的鄂西北山沟里，有一些热血青年，他们中很多人从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志愿来到艰苦的山区，带来了大城市的口音和生活方式，带来了大城市的文明和文化，用他们平凡的人生点亮了山城孩子未来的希望；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普通，但是他们的群体集合起来散发出的光芒却照耀了一个时代。